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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technology）
人们可能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特殊的技术社会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那就是说，如果为了人类的集体目的改造自然的人类劳动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核心问题，那么，技术就是体现价值并具有使用价值的产物和产品。马克思主义对生产的分析集中在劳动过程方面，在劳动过程中，有目的的人类活动（劳动）对原料进行加工，利用生产资料产生使用价值。这个模式可以从生产推广到人类活动的其他领域，科学和非生产部门包括家庭。马克思强调，至关重要的不是自然界，而是技术：“自然界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没有制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是变成了人类意志驾奴自然的器官或人类在自然界活动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9页）。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地方在于，人类的创造首先是在想象中完成的；我们是建筑师，而不是蜜蜂（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5章）。技术史就是阶级力量不断分化的历史。“可以写出整整一部历史，说明1830年以来的许多发明，都只是作为资本对付工人暴动的武器而出现的。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走锭精纺机，因为它开辟了自动体系的新时代（《资本论》第1卷，第477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按照这个模式，工场手工业──无论过程或产品──的历史就是阶级关系的历史。在马克思看来，这是真正人类学的自然界，通过人类劳动而出现的自然界。
资本主义革命和产业革命中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参看机器和大工业条目），再到向泰罗制、福特制、生产自动化和机器人的发展，被看作是生产领域的技术史。它们提供日益复杂的生产资料以及在消费领域构成技术的资料。人类活动永远以技术为中介，而且在家庭生活和文化生活中也越来越是这样，当然，技术也开始被看作是第三世界的发展状况的标准以及第一和第二世界的军事和内政成就的尺度。
（RMY）
参考书目
= 1 \* GB3 ①莱斯·莱维多和罗伯特·M·杨格编：《科学、工艺和劳动过程：马克思主义研究》，1981年英文版。
= 2 \* GB3 ②乔治·卢卡奇：《技术和社会关系》，载《马克思主义与人类解放》，1973年英文版。
= 3 \* GB3 ③菲尔·斯莱特编：《工艺学批判大纲》，1980年英文版。
= 4 \* GB3 ④罗伯特·M·杨格：《科学是劳动过程》，载《人民科学》，1979年英文版第43、44期合刊。
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
马克思主义者不常使用这个词，政治科学家在20世纪20年代首次用它来形容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后来又把它推广应用于国社党的德国和苏联（特别是斯大林时代，参看斯大林主义条目）。在50年代冷战时期，它在西方政治科学和报刊的词汇中逐渐确立。最著名的定义之一（见“参考书目” = 1 \* GB3 ①）列举了极权主义政权不同于其他专制政治以及民主政治的几个特点：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信奉这种意识形态的党；十分完备的秘密警察制度；在大规模通讯系统、作战武器和包括经济组织在内的一切组织方面实行的三种垄断性控制。
然而，两个马克思主义者曾经严格地使用这一概念。诺伊曼（见“参考书目” = 4 \* GB3 ④）把德国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看成是“极权主义的垄断经济”（参看法西斯主义条目），并详细地分析了“渗透到公共生活一切领域”（戈培尔语）的“极权主义国家”学说。希法亭在他最后两部著作（见“参考书目” = 2 \* GB3 ②、 = 3 \* GB3 ③）中认为，苏联是“极权主义国家经济”，不同意把它说成是“国家资本主义”（他和诺伊曼一样认为这一概念经不住认真的经济分析）或官僚统治的制度（托洛茨基提出的），并指出：布尔什维克“建立第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是在这个词发明出来之前”。所以他进而对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提出比较全面的修正。他认为，现代国家现在已具有独立性，使种种社会集团服从它自己的目的：“历史这位‘最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教导我们，与恩格斯的期望相违，‘对物的管理’可能成为不受限制的‘对人的统治’……”从而导致“经济受国家政权掌握者支配”。最后，希法亭论证说，“国家政权的发展与现代经济的发展是携手并进的”，国家成为极权主义国家已到了这种程度，以致使一切历史上有意义的社会过程都屈从于它的意志。诺伊曼和希法亭的分析，从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一切现代社会中干涉主义国家的形成的争论来看，仍然是有意义的。
（TBB）
参考书目
= 1 \* GB3 ①卡尔·J·弗里德里希：《极权主义体制的演进理论和实践》，载弗里德里希、柯蒂斯和巴伯：《极权主义展望：三种观点》，1969年英文版。
= 2 \* GB3 ②鲁道夫·希法亭：《国家资本主义还是极权主义国家经济》，1940年英文版。
= 3 \* GB3 ③同上作者：《历史问题》（1941），1954年德文版。
= 4 \* GB3 ④弗兰茨·诺伊曼：《庞然大物──国家社会主义的结构与实践》（1942），1944年英文版。
总体性（totality）
形而上学的和形式主义的观念把它看作一种抽象的、没有时间性的、因此是“无生气的总体性”，认为其中各部分在一成不变的整体中占有固定的位置；辩证的概念与此相反，是一种能动的概念，反映着客观实在的全面的但在历史不断改变的中介和转化。正如卢卡奇所说的：“唯物辩证法的总体性观念，首先意味着相互作用的矛盾的具体的统一性……其次，一切总体向上和向下具有体系的相对性（这就是说，一切总体由许多从属于它的总体构成，同时，这里所讲的这个总体由具有更高的复杂性的总体凌架其上……）；第三，一切总体都具有历史相对性，也就是说，一切总体的总体性不断变化、蜕变，受特定的具体的历史阶段制约”（见“参考书目 = 4 \* GB3 ④，第12页）。
在黑格尔哲学中，总体性概念极为重要。作为有其内在的差异的“具体的总体”，它构成进行和发展的开端（见“参考书目” = 1 \* GB3 ①，第472页）。发展的结果是“与自身同一的整体”（同上，第480页），它以“扬弃了的规定性”的形式，通过“总体的体系”恢复原有的直接性（同上，第482页）。因此，“在有中，最初一切规定都熄灭了，或者说由于抽象，似乎都扔掉了，‘有’的纯粹直接性就是通过中介，即中介的扬弃，而达到相应的自身等同的理念。方法是仅仅与自身相关的纯概念；它因此就是单纯的自身关系，这个关系即有。但这现在又是充实了的有，是以概念理解自身的概念，是作为具体的同时又是绝对内涵的总体那样的有”（同上，第485页）。
可见，黑格尔的总体性观念既是辩证方法的组织核心，也是真理的标准。列宁对后者格外强调，他这样赞扬黑格尔：“真理就是由现象、现实的一切方面的总和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构成的。概念的关系（=转化=矛盾）=逻辑的主要内容，并且这些概念（及其关系、转化、矛盾）是作为客观世界的反映而被表现出来的。事物的辩证法创造观念的辩证法，而不是相反。黑格尔在概念的辩证法中天才地猜测到了事物（现象、世界、自然界）的辩证法”（《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第116页）。
社会的总体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是一种结构化的和受历史制约的包括一切的复合物。它寓于许多中介和转化之中，通过它们而存在，它的各个特殊部分或复合物──也就是说，“局部性的总体”──，彼此联结在一系列不断改变和变化、能动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制约之中。因此，一种行动、措施、成就、法律等等的意义和范围，只有在辩证地理解总体的结构的情况下，才能加以估计。这又必然要求辩证地掌握构成特定社会总体的结构的许多具体的中介（参看中介条目）。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是把“世界历史”的要点加以总体化，从而把社会发展加以理论化，认为世界历史产生于物质的人与人间的过程的客观规定。“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页），尽管异化和物化的客观现实可能看来完全与他们无关。这种全面的观点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历史产物。因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8页）。所以只有当总体化的相互联系客观上产生于资本主义发展和竞争的条件的时候，世界历史才是可以理解的，资本主义发展和竞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页）。因此，“……现在情况就变成了这样：个人必须占有现在的生产力总和，这不仅是为了达到自主活动，而且一般说来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这种占有首先受到必须占有的对象所制约，受自己发展为一定总和并且只有在普遍交往的范围里才存在的生产力所制约……对这些力量的占有本身不外是同物质生产工具相适应的个人才能的发挥。仅仅因为这个缘故，对生产工具的一定总和的占有，也就是个人本身的才能的一定总和的发挥。其次，这种占有受到占有的个人的制约。只有……现代无产者，才能够获得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这种自主活动就是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才能总和的发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4页）。
卢卡奇以跟上面这段文字类似的口吻论证说，“只有当提出客体的总体性的主体本身具有总体性的时候，才能谈到客体的总体性”（见“参考书目” = 5 \* GB3 ⑤，第28页）。同时在批评资产阶级理论的“个体观点”时，他坚持说，“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的根本区别，并不是经济动因在解释社会方面的主导地位，而是总体性观点。总体性范畴，即整体对各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优势，是马克思从黑格尔方面接受过来并以独创的方式改造为崭新科学的基础的一种方法的精髓”（同上，第27页）。卢卡奇围绕“总体性观点”，阐发了一种极有影响的意识形态和阶级意识理论。后来，卢卡奇的这一方法论原理被卡尔·曼海姆化作具有一种“对总体方向和综合”的要求的“自由流动的知识分子”（freischwebende Intelligenz）的假想的社会学实体。有赖于下列公认的事实，即知识分子把“充斥社会生活所有一切利益与他们自身相结合，知识分子即使已经参加一个政党，仍然可能具有总体的方向”（见“参考书目” = 6 \* GB3 ⑥，第140—143页）。
马克思的《资本论》以第3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达到高潮。因为只有从社会总资本和总劳动之间的必然的结构性的相互关系着眼，而且充分考虑到有利于排除资本的矛盾从而延长它的社会历史生存期的对立趋势和结构规定，马克思所发现的资本自我膨胀和最后崩溃的趋势和规律才有它们的真正意义。列宁在较晚的社会对抗历史阶段，特别注意识别历史上特定的而且必然不断变化的客观杠杆或战略“环节”（见“参考书目” = 3 \* GB3 ③），藉助这种杠杆或“环节”，通过有组织的社会政治行动，可以最有效地控制一定的社会总体，如果有适当的、自觉的集体力量来实现这个全面的战略设想的话。
相反，在萨特那里，“总特性”是一个有疑问的概念，因为总体化本身是一种内在的个体活动行为。所以，“必须注意，我们这里所讲的不是总整体性，而是总体化，那就是说，一种多样性使自己总体化，以便从某种角度使实际领域总体化，它的共同作用通过每一有机的实践，作为一种不断发展的对象化，呈现在每一个普通的个体面前，（见“参考书目” = 7 \* GB3 ⑦，第492页）。从这种规定来看，“结构”本身只能是一种假定的惯性，“总体”实质上是一个内在化问题。因为“结构是对于整体以及以整体为中介彼此间的一种以互惠关系为条件的特定关系。而且整体，作为一种不断发展的总体化，以内在化的多样性的统一性的形式存在于每一个人身上，而不是其他地方”（同上，第499页）。
（IM）
参考书目
= 1 \* GB3 ①乔·威·弗·黑格尔：《逻辑学》（1812），1929年英文版。
= 2 \* GB3 ②弗·伊·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6），1961年英文版。
= 3 \* GB3 ③同上作者：1922年3月27日报告提纲。
= 4 \* GB3 ④乔治·卢卡奇：《克思主义哲学在新民主中的任务》，1948年匈牙利文版。
= 5 \* GB3 ⑤同上作者：《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年），1971年英文版。
= 6 \* GB3 ⑥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和空想》（1929），1936年英文版。
= 7 \* GB3 ⑦让—保罗·萨特：《辩证理性批判》（1960），1976年英文版。
工会（trade unions）
同一行业和工业部门的工人们的联合有很长的历史，但工会制度作为一种广泛的运动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发展的产物。早期的工会通常被看作是颠覆性组织，国家往往进行镇压（工会在法国迄至1884年还是非法的，在德国迄至1890年也是非法的）。非法地位往往又引起社会抗议的狂暴形式。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早期英国工人斗争的激进主义的强烈影响下极为详尽地分析了工会问题。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的一章中论述了“工人运动”（主要集中论述郎卡郡的棉纺工厂工人），他也探讨了煤矿工人的工会问题。马克思在结束《哲学的贫困》一书时对英国工会的斗争给予了热情的评价；关于局部的联合产生“工人的愈来愈扩大的团结”的这一观点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重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0页）。这些早期的著作阐明了三个主要论点。首先，工会是资本主义工业的自然产物；工人被迫联合反抗削减工资和以机器替换工人。其次，如同蒲鲁东和后来拉萨尔所主张的，工会在经济上不是不起作用的；工会可以阻止雇主将劳动力的价格降到它的价值以下。但是它无法把工资提到这个水平以上，而且甚至它的防御力量也被资本的集中和周期性经济危机所破坏（参看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因此，第三，防御性的经济行动的有限效果促使工人们日益在广泛的阶级基础上组织起来，提出政治要求，并最终从事革命的阶级斗争（在英国可举的例子有棉纺厂工人争取10小时工作日运动、宪章运动和1845年的全国行业大联合）。首先，工会经验提高了工人的自信和阶级意识；“作为斗争的学校来说，工会是无与伦比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13页）。
但是，英国蓬蓬勃勃的运动很快崩溃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说明了他们的醒悟；工会成了工人贵族的活动场所，工会领袖被资产阶级政客腐蚀拉拢，而且整个工人阶级被殖民地剥削果实所收买。然而，在19世纪60年代，马克思曾与第一国际中的主要英国工会领袖合作，认为他们的参加对于第一国际的成就极其重要。在《工资、价格和利润》（1865年）以及翌年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中，他督促他们扩大他们的目标，虽然在这一方面的任何希望很快失去，马克思和恩格斯可能还坚持认为，工会是“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级组织”，批评哥达纲领没有就这一问题作任何讨论（恩格斯致倍倍尔，1875年3月18—28日）。
从19世纪50年代起，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历和著作中，在把工会看作一种已经合法的而且自鸣得意的机构同关于一种比较激进的潜力和作法的观点之间，存在一种严重的矛盾。奇怪的是，这种矛盾从来没有被系统地或是从理论上正视过；《资本论》只在一些地方顺便提到工会（虽然限制工作日的政治斗争讨论得颇为详尽）。
以后，可以区分关于工会的四种主要情况。特别和美国劳联有联系而且也是大多数英国工会所特有的“单纯的”工会制度，或明或暗地承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工会的目的和方法的范围。19世纪90年代起在欧洲建立的天主教工会也是一样。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工会却具有革命抱负，认为具有战斗精神、阶级觉悟的工会是推翻资本主义的必要的和充分的条件（参看工团主义条目）。第二国际的主要的、而且实际上日益具有改良主义性质的立场是，工会和社会民主党具有彼此补充但各不相同的职能范围。在欧洲很多地方，全国性工会在社会民主党指导下成立，进入20世纪以后，它们大都取得了它们的独立自主的地位。最后，存在一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例如，卢森堡认为，工会的作用是一种“无效劳动”；工会往往受一些官僚支配，只关心狭隘的就业问题。列宁的“工会意识”概念表明类似的倾向。二者都坚持必需在工会内部为革命策略斗争，反对经济和政治的划分；而且主张让社会民主党指导这种干预（参看罢工条目）。
在1914—1918年战争期间，以基层工厂组织为基础的委员会在欧洲的出现，在党和工会的辩证关系中产生一种新的因素。马克思主义者如葛兰西强调“脱离群众”的工会组织的保守的官僚主义性质，以此与工厂工人委员会的生命力、可靠性和革命潜力对比。这种经验势必扩大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前景，而且以“工人委员会共产主义”模式使非布尔什维克马克思主义者受到启发（参看潘涅库克条目）。然而，俄国革命在以后几十年对马克思主义者对工会的态度具有显著影响。在俄国本身内部，关于工会在工人国家中的作用的争论在1920—1921年“工会问题辩论”中达到高潮。工人反对派主张工会接管经济管理，而托洛茨基则认为工会应成为国家的机构。列宁的立场是，工会应当保持在形式上脱离国家，但应成为“共产主义的学校”，党的干部要竭力在其中起决定性的领导作用。他给工会下定义为“把共产党和群众连结起来的传动装置”的逻辑，被斯大林严格地加以运用；在斯大林在党内获得胜利和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工会领导受到清洗，工会被改造为生产竞赛的机构。1932年批准这种改变的工会代表大会到1949年才再次召开。这时，斯大林的工会模式已经成为东欧的样版。
就西方的共产党来说，介入工会斗争被认为是关键行动领域。为了提供中心领导，1921年根据共产国际的创议，成立了红色工会国际。人们力求把工厂组织作为对“反动工会官僚”的一种牵制力量。在工会和工厂内秘密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是这一策略中的一个必要因素。在“阶级与阶级对抗”时期，随着“革命工会反对派”和某些脱离组织的工会的形成，以及包括非工会成员的工厂委员会的鼓动，对现有工会领导的敌对情绪加深了。但是，由于奉行“人民阵线”政策，工会的情况又彻底改观；一个标志是，1937年，红色工会国际（它1930年以来从未召开代表大会）正式解散。1945年，由于世界工会联合会的成立，国际统一很快实现，但1949年，大部分西方工会又得以成立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主要的例外是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主义工会）。
由于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内部的分化，原来的世界天主教劳工理事会内部的非团体化趋势，以及世界工会联合会内部的欧洲共产主义的影响，冷战的分裂近来已经缓和，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很少进展。正式的共产党人主要坚持“传动装置”观点；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倾向于或是不把工业化西方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作为革命动力，或是重申早期关于“基层”行动策略。
（RH）
参考书目
= 1 \* GB3 ①H．柯林斯和C．阿布拉姆斯基：《卡尔·马克思和英国工人运动》，1965年英文版。
= 2 \* GB3 ②I．多伊切：《苏联工会》，1950年英文版。
= 3 \* GB3 ③W．Z．福斯特：《世界工会运动史纲》，1956年英文版。
= 4 \* GB3 ④安东尼奥·葛兰西：《政治著作选（1910—1920）》，1977年英文版。
= 5 \* GB3 ⑤T．T．哈蒙德：《列宁论工会和革命》，1957年英文版。
= 6 \* GB3 ⑥R．海曼：《马克思主义与工会社会学》，1971年英文版。
= 7 \* GB3 ⑦同上作者：《劳资关系理论──一种唯物主义分析》，载D．博尔汉姆和G．道合编：《劳动与不平等》，1980年英文版第2卷。
= 8 \* GB3 ⑧弗·伊·列宁：《论工会》，1970年英文版。
= 9 \* GB3 ⑨A．洛佐夫斯基：《马克思和工会》，1935年英文版。
= 10 \* GB3 ⑩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讲演集》，1970年英文版。
eq \o\ac(○,11)11D．A．斯马尔特：《潘涅库克和哥尔特的马克思主义》，1978年英文版。
转化问题（transformation problen）
参看价值与价格条目。
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这从来不是他们主要关注的问题。然而，它却是在讨论一些比较具有核心意义的问题，如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参看历史唯物主义条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历史上的阶级冲突时，经常涉及的一个问题。因此，对“过渡”的注意是断断续续的，几个主要的场合（按年代顺序）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暗示的描述、《共产党宣言》的直接提法、作为《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发表的马克思的丰富多采的笔记、以及在《资本论》中对原始积累和商业资本的持续探讨。
这一工作有两个特点特别值得注意。首先，对向资本主义的过渡的研究，在一段时期没有被认为是可以从某种有关社会变革的一般公式中进行推断的。从马克思不再像19世纪40年代那样突出地强调有时表现为“技术决定论”（如在下列名言中：“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8页）的“生产力”决定论来看，这是显而易见的。相反，在《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中，马克思的方法涉及使用一系列正式概念（例如，生产方式、所有权等等），不管怎样，这些概念是在不同方式下应用于社会变革的特定场合的。换言之，不存在一般的过渡理论。
其次，马克思对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的实质性解释自相矛盾，极不一致，提出了两个主要的看法。第一个看法，这在40和50年代很明显，强调商业活动、世界市场的形成和新的不断扩建的城市对封建制度的腐蚀性影响。商业资本主义在独立自主的城市范围内，提供了走向资本主义的原动力。第二个看法，在《资本论》中特别明显，集中论述“生产者”和“生产者”成为商人和资本家的过程。马克思把这称为“真正的革命道路”。这时因果关系的分析，被引向某些生产者成为资本家的先决条件，特别是，绝大部分生产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脱离以及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的产生。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谈到这两种看法，认为是向资本主义发展的两条道路，但抉择后者作为过渡的真正决定性的特点。商业活动诚然可以使越来越多的产品成为商品（参看商品条目），但它不能说明怎样和为什么劳动力本身会成为商品。所以，它无法解释过渡。因此，第一位的因果关系并不存在于交换关系方面，而存在于社会关系方面。因此，在《资本论》中，注意力不太放在世界市场或城市的扩大的动态方面，而更多地放在通过阶级斗争表现出来的所有制关系的改变方面，例如在都铎王朝的英国，农民丧失了自己的土地，逐渐产生没有土地的无产阶级。然而，尽管如此，马克思更为关心的是确定资本主义产生的结构性的先决条件，而不是这些先决条件得以实现的详细的因果关系过程。
马克思在对过渡的说明方面的这种理论上的矛盾和经验上的不足，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个问题始终是长期争执问题。在战后，特别是斯大林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更多的注意力是放在西欧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方面，而不是放在这种过渡能否被认为是一切社会必须经过的一个普遍的社会进化阶段这一更有争论的问题方面（参看发展阶段条目）。在前一范围内，自从20世纪50年代初斯威齐和多布之间众所周知的交换意见以来，已经出现三种主要的不同观点（见“参考书目” = 5 \* GB3 ⑤、 = 7 \* GB3 ⑦）。
“交换关系”观点（见“参考书目” = 9 \* GB3 ⑨、 = 10 \* GB3 ⑩）从通过市场交换为利润而生产来说明资本主义，以别于封建主义的近乎维持生活的经济。资本主义是通过贸易和国际分工出现的，这些力量被认为是封建主义“外在的”。但是，贸易和市场如果不是源自封建主义内部，究竟从何而来？而且，把它们两者结合在一个通过市场为利润而生产的制度内部，是否就足以把资本主义同其他生产方式区分开呢？
“所有制关系”观点（见“参考书目” = 5 \* GB3 ⑤、 = 6 \* GB3 ⑥、 = 3 \* GB3 ③、 = 4 \* GB3 ④）是在考虑到上述难点后提出的，它更接近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观点，而不是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观点。资本主义现在是从社会生产关系来说明的，这种生产关系建立在自由雇佣劳动的基础上，产生不断进行资本积累的结构性原则。相反，封建主义建立在农奴制和附庸制度这些惯例中的人身依附、相互承担义务、法定的强制榨取剩余的关系之上。这种观点认为，封建主义的破产是由于内在的矛盾，而不是由于斯威齐和沃伦斯坦著作中所默认的外在的“斯密式的”无形的有力的手（见“参考书目” = 4 \* GB3 ④）。这些矛盾表现在阶级冲突中，阶级冲突逐渐破坏农奴制，而产生比较自由的土地占有制度的趋势。经过一段时期，产生了以资本主义农场主和无地的劳动者为基础的一种社会结构。这种观点有助于解释交换关系观点中的一些问题，如农奴制的结束和市场势力的存在之间联系的缺乏。然而，还有很多问题有待弄清，例如，为什么领主和农奴之间的斗争在欧洲不同地方有不同结局，为什么农奴的自由在有些地方会导致农业资本主义，在另一些地方却导致农民的农业（参看封建社会；农民条目）。
安德森关于过渡的观点（见“参考书目” = 1 \* GB3 ①、 = 2 \* GB3 ②）涉及综合非马克思主义论点（如新马尔萨斯主义人口论）和通常的马克思主义论点。虽然他以马克思主义为依据，他却自由地游移于以上两种观点之间。安德森认为，社会关系的改变先于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生产力的发展，这使他跟多布等人的观点接近。然而，他拒绝认为封建主义内部的阶级斗争对于“封建危机”到来起决定性作用的任何简单的关于变革的演进理论。像斯威齐和华勒斯坦一样，他强调城市和国际贸易的重要性。然而，城市文明的动力没有被置于封建主义之外，而是被认为是希腊和罗马的古典世界的遗产。这里，安德森同麦克斯·维贝尔都赞成认为古典世界的遗产对于资本主义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的观点。安德森无疑是从出现一种能够普及古典奴隶制社会的城市文明和政治遗产的具体秩序来解释人类历史的。这与斯威齐和华勒斯坦著作中包含的斯密式的关于人的观点呈鲜明对比。这也改造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目的论，按照这种理论，历史是通过驾驭自然和克服异化的社会关系，作为人类努力实现它的创造实践的本质力量的结果而展开。
（RJH）
参考书目
= 1 \* GB3 ①佩安德森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