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伴托洛茨基到最后
约翰·韩森
晨星 译
本文作者约翰•汉森曾经担任过托洛茨基的警卫员，他受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委托，去保护俄国革命的领导者和工农红军缔造者的安全。一直到苏联格别乌的特务杀死托洛茨基为止。
1940年的墨西哥科约阿坎到底发生了什么？托氏的死亡对革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影响是怎么样的？作者从一位目击者和被害人学生的角度描述了这件著名的历史事件。
这篇回忆文章发表于1940年10月的《第四国际》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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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5月24日格别乌对托洛茨基的卧室策划了一次机关枪扫射之后，科约阿坎的小屋事实上已经变成了一座碉堡。增加了警卫，布置了更多的武器，安装了防弹门窗，防弹的天花板和地板被安装在碉堡内。在旧的木制大门的地方，罗伯特·谢尔顿·哈特被格别乌给绑架并最终被暗杀掉，而现在这里加了两道铁门，并由电子锁来控制。三座防弹哨塔监控整个院子和周围的一切情况，纠缠的带刺铁丝网和防弹网被布置了起来。
第四国际的支持者和积极分子为了保卫托洛茨基做出了最大的奉献，这些防御建筑终于完成了。谁都知道5月24日的袭击失败后，斯大林还会再策划一次鱼死网破的暗杀。墨西哥政府，在1937年的时候，它是这个星球上惟一愿意为托洛茨基提供避难权的政府。现在，它把在门口值勤的警力扩充了三倍，想尽一切办法去保护这位世上最著名的流亡者。
无人知晓他们还会想出什么伎俩。是更多的特务来进行机枪扫射？还是扔掷炸弹或者投放腐蚀剂和毒药之类的东西呢？
1940年8月20日
我同查尔斯·科内尔以及马奎斯·本尼特斯一起在主哨塔下值勤。我们在连接一个很管用的警戒系统的警报器，或许当那些格别乌分子下次再来偷袭的时候能派上用场。黄昏的时候，大概在5点20到5点半之间，雅克松来了。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他是第四国际的同情者和西尔维娅·阿奇洛芙的丈夫，曾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员。他开的是一辆别克的私家车，他没有像往常一样打开散热器，把它停在面对屋子的方向，而是把车停在与墙平行、面朝大街的地方，车头对这科约阿坎的方向。他走下车，来到哨塔上对我们招手，大声嚷嚷：“西尔维娅来了吗？”
我们很诧异，不清楚托洛茨基是否和西尔维娅以及雅克松有过会面约定，我们只能把自己的一无所知归结为老人家一时的疏忽，也许他对于这类琐事确实不擅应付。
我对雅克松说：“她还没来。您等一下吧。”科内尔打开了双层门上的电子开关，哈罗德·罗宾斯把他领到了天井里。雅克松的手上拿着雨披，现在正是当地的雨季，尽管有时候会艳阳高照，西南山区里浓密的乌云无疑还是一场倾盆大雨的征兆。
老人家在天井里喂兔子和小鸡，这是他受到限制的流亡生涯中难得的放风时间。我们认为他会像往常一样，直到喂好这些小生灵或者等西尔维娅到来之后才会进屋子，他从来没和雅克松单独呆在房间里过。
马奎斯，科内尔和我继续在哨塔那边值班。之后的十多分钟里，我在主哨塔上用白色记号标注这里所有警卫员的名字，这样我可以把它贴到开关上，然后再让他们的屋子能和警戒系统时刻保持联系。
一声悲惨的叫喊打破了这个宁静的下午，声音悠长而痛苦，夹杂着尖叫和哽咽。我感到了一阵刺骨的寒冷，我从岗位上跑了下来，是那十个翻修房子的工人们出事故了吗？猛烈的搏击声从老人的书房里传了出来，在窗边举起了来复枪射击。穿着蓝色工作服的托洛茨基的形象变得明显了起来，他似乎在和人搏斗。
我对马奎斯说：“别开枪，你这样做可能会误伤到老人的。”马奎斯和科内尔站在屋顶上，时刻注视着书房的出口处。我把总的警报装置打开，从阶梯直奔藏书室，我穿过饭厅，破门而入，老人躺在地上离他书房几步路的过道里，满脸都是血。
他控诉道：“看，他们出手了。”
哈罗德·罗宾斯也从饭厅的北门冲了进来，娜塔丽娅跟在他的后面。她疯狂地扑向了自己的丈夫，把他抱到阳台上。我和哈罗德走到雅克松边上，他喘着粗气，脸上麻木不仁，手臂弯曲着，手里握着自动手枪。哈罗德站在他旁边，我说：“你看着他吧，我去看看老人家怎么样了。”我离开之后，哈罗德把凶手带下了楼。
托洛茨基痛苦地躺在饭厅里，娜塔丽娅哭泣着，尽力去帮助他：“他们终于还是动手了。”当我用手去扶他的时候，老人把头依靠在饭桌上。
他头上的伤口第一眼看上去很浅，雅克松没有对他开枪而只是用硬物袭击了他。我问老人：“究竟发生了什么？”
“雅克松用左轮手枪袭击我，我受了重伤．．．．．．就只剩下这最后一口气了。”“这只是小伤而已，您不会有事的。”我想安慰一下他。
老人很虚弱地回答我：“我们在讨论一些关于法国的统计数据。”
“他是从后面袭击您的？”
他没有回答。
我告诉他：“他没有向您开枪，我们没有听到任何射击声，他一定是用什么硬物袭击您。”
托洛茨基对我的判断将信将疑，他握住我的手。在对我说下最后的弥留之言前，他用俄语向娜塔丽娅告别，他把娜塔丽娅的手压在自己的嘴唇上。
我疾步爬回屋顶，对墙那边的警察喊道：“快去叫辆救护车。”我告诉科内尔和马奎斯：“雅克松偷袭了老人。”我腕表上的时间定格在5点50分。
科内尔陪我再一次来到老人边上，我们决定不等救护车来就把老人送到附近德尔顿医生那边治疗，他之前曾经帮过这个流亡家庭不少忙，因为我们的车停放在双重门之后的车库里，科内尔决定直接开雅克松在路边的车去。
科内尔走出房间的时候，在罗宾斯羁押雅克松的屋子里又一次传出了搏斗的声音。
老人嘱咐道：“告诉孩子们，别杀他。让他把供词留下。”
娜塔丽娅和我一起从托洛茨基身边来到了书房。雅克松在做困兽犹斗，试图从罗宾斯手里溜走。他的自动手枪就放在旁边的桌子上。地上有一件沾满血迹的工具，好像是采矿者用的铁凿，但从侧面看又似乎是一个被加工过的铁镐。我也加入到和雅克松的搏斗中，拧他的嘴巴，击打他的下颚，我的手在搏斗中受伤了。
雅克松似乎在忏悔，他很凄凉地述说自己的处境：“他们把我的母亲囚禁起来，西尔维娅面对这一切手足无措。我是被逼的．．．．．．不过，我不是受格别乌指使的，我不认识他们。”他一再强调自己和格别乌并没有关系，似乎他是突发奇想来到这里对托洛茨基下手的。不过，他的谎言还是被拆穿了。当罗宾斯把他带下楼的时候，凶手或许认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在惊慌失措中滚下楼梯，他的嘴里喃喃自语：“是他们指使我这么干的。”他说了句实话，格别乌，苏联内务委员会的特务们策划了这一切。
科内尔冲进了书房：“钥匙不在他车里。”他搜遍了雅克松全身，不过一无所获。当他在找钥匙的时候，我急忙把车库的门打开，很快，科内尔把我们的车启动了。
娜塔丽娅和我焦虑地等科内尔把车找来，我们跪在老人的身旁，握着他的手。娜塔丽娅把他脸上的血迹给擦干净了，并敷上了冰块，他的脸肿胀得很厉害。
我试图安慰老人：“他只是用铁凿敲了您一下，并没有对您开枪，应该只是外伤吧。”
“不。”他这样回答，“我的头部受到严重的撞击，我想他们终于得手了。”
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不，这只是外伤，您不会有事的。”
老人的眼睛里浮现出微弱的笑意，仿佛是看到别人这样极力安慰他并对他隐瞒真相而感到有趣。多数时间里他是把娜塔丽娅的手压在自己的嘴唇上，他虚弱地向自己的妻子作最后的道别：“约瑟夫，帮我照顾娜塔丽娅，她那么多年都跟着我四处漂泊。”
“您放心吧。”一个念头突然闪过我的脑海，老人真的要永远离我们而去了。他痉挛地抓住我们的手，泪水突然涌上他的眼睛。娜塔丽娅扑在他的身上，抚摸着他，吻着那个不曾对旧世界低下的头颅，号啕大哭。
德尔顿医生来了，老人的左半身已经失去知觉了。过了一会儿，救护车开了过来，警察把凶手带走了。
娜塔丽娅并不希望自己的丈夫被送到医院里去，就是在两年前的巴黎，他们两个人的儿子——列昂·西多夫被暗杀了。老人自己也不想被送走。
“我们陪您去那吧。”
“那好吧。”老人似乎意识到“由他决定一切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他被抬上担架的时又喃喃地说：“我把一切都交给娜塔丽娅．．．．．．你们要好好照顾她。”
娜塔丽娅和我一起经历了这段伤心之旅，把老人送到了医院里。他的右手放在被单上，他伸手去拿边上的水盆，却看到了自己的妻子。在城市的中心地带，当救护车在警方的摩托车后呼啸而过，劳苦大众们都走上了街头，聚集在路边。托洛茨基在呻吟，他让我把耳朵靠在他的嘴唇边上，这样我能听清楚他的遗言。“雅克松是一个政治杀手，一个格别乌特务或者法西斯分子。不过，更可能是格别乌派来的。”老人努力回忆着雅克松的形象，他用寥寥数言讲了他对暗杀的看法——斯大林的刽子手们双手沾满了鲜血，不过这一切也可能是阿道夫·希特勒策划的。他并不知道凶手已经亲口招供自己是斯大林派来的。
最后的时光
墨西哥最有名望的医生被派来担任托洛茨基的主刀医生。老人无比虚弱，他努力睁开他那即将永远闭上的眼镜，在狭窄的病床上朝我无力地挥动他的右手。“乔，你．．．．．．你有笔记本吗？”他曾多少次问过我同样的问题，那时他精力旺盛，有时候会和我们闲聊说自己欣赏“美国式的办事效率”。现在他的声音是这么轻，很难听清楚他口中说的话。在死亡把他从这个世界上带走之前，他吃力地叙述着自己的心声。我靠在床边，他的眼睛不再象往日一样，神采奕奕、充满智慧，巨大的黑暗即将吞噬它，不过，在没有实现自己最后一个愿望之前，他是不会屈服的。他慢慢地、尽量拔高自己的声音用生硬的英语叙述自己对工人阶级的弥留之言。即使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他也时刻在提醒自己，他的秘书不会说俄语。
“由于一个政治杀手的袭击，我就要死了．．．．．．他在我的书房里把我击倒。我同他搏斗．．．．．．我们．．．．．．走进．．．．．．讨论有关法国的统计资料．．．．．．他袭击了我．．．．．．告诉我的朋友们．．．．．．我坚信．．．．．．第四国际．．．．．．必胜．．．．．．前进。”
他试图尽可能详细地把他最后的遗言讲完，但我们已经无法听清他口中的单词了。他的声音消散了，眼睛合上了，再也没有醒过来，时钟定格在1940年8月20日晚上7点10分。
大概是手术之后的二十二小时多一点，我们一度感到从悬崖边上看到了希望，美国的友人们已经安排把一位世界知名的脑医学专家接来了，沃尔特·E医生，约翰斯·霍普金斯的公子，已经坐飞机来到墨西哥了。十多个小时里，我们都坐在那边，听老人在病床上喘着粗气，内心实在不忍，他那刮过胡子的脸上缠着绷带，与病重的列宁有一种惊人的相像，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两位巨人并肩作战的那个岁月，在他们的带领下，工人阶级史无前例地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娜塔丽娅拒绝离开房间，没有吃过任何食物，眼睛里布满血丝，手握紧着，指关节很苍白。时间来到了最后的节点上。医生照例在手术报告上签字，直到最后时刻，我们还认为，这个不曾被沙皇的监狱、专制政府的流放击溃的人、这个经历过三次俄国大革命和莫斯科大审判的老人，一定能逃过奸诈的斯大林的谋害。
然而，他毕竟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几个月来一直在生病。4月21日晚上7点25分，他来到了生命的最后尽头。二十分钟里，医生用尽了他们所掌握的一切科学手段，但肾上腺素已经也不能让那个被斯大林用铁镐毁灭的那颗伟大的心脏再次跳动起来了。
书房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4月17日，雅克松写了一篇文章，是有关于第四国际内部关于苏联问题的争论的感想的，他把自己的文章给托洛茨基看，请他修改。老人把他请到书房里，这是他第一次和老人独处，下手的好时机来了，格别乌精心策划的“好戏”就要上演了。
托洛茨基给作者提了点建议，但他对娜塔丽娅说这篇文章言辞含糊不清，他似乎对此不太感兴趣。
8月20日，雅克松带来了自己名为“第三阵营与人民阵线”的文章，他装模做样地批判了一通伯纳姆和沙赫特曼提出的关于世界大战的“第三阵营”的理论，关于第三阵营和法国人民阵线的比较研究，灵感根本不是来自雅克松的，而是托洛茨基的一位秘书奥托·谢斯勒的想法。雅克松在和警卫员们谈话时，想到了这个主意：让托洛茨基读自己的文章，把他逼到角落里，老头子必死无疑。
很明显，雅克松想悄无声息地干掉托洛茨基，然后从屋子里开溜，他的兜里有左轮手枪，一旦遇到麻烦，也能杀出条血路。他口袋里有890美元，显然他已经做好了撤退的准备。除此之外，显然是处于格别乌的指使，他的手上有一封所谓的“口供”，一旦他被托洛茨基的警卫员打死，可以以此来迷惑警方。
雅克松在兔箱前面见到了托洛茨基，他告诉老人说自己已经把文章写好了，并说自己第二天将和西尔维娅去纽约。托洛茨基以他特有的恭敬向雅克松致以问候，不过，他还是继续在饲养槽前面摆弄那干燥的紫花苜蓿。
当看到娜塔丽娅在厨房和饭厅的走道上的时候，雅克松手持雨衣走上前去跟他打招呼，他看上去很紧张，而且有点心不在焉，他和娜塔丽娅说自己口渴，问托洛茨基夫人有没有水，娜塔丽娅刚刚和她的丈夫喝完下午茶，茶壶里面还有点饮料，于是她就给客人沏了杯茶，让他坐下来慢慢品尝点心。雅克松谢绝了主人的邀请，说自己刚吃过东西，还没消化完呢。
雅克松喝了几口茶，就和娜塔丽娅一起来到兔箱旁，托洛茨基问自己得妻子：“你知道雅克松和西尔维娅明天要去纽约吗？他们是专程过来同大家告别的。”然后他用俄语叮嘱娜塔丽娅：“我们得为他们准备点什么。”
过了片刻，托洛茨基心不在焉地问客人：“您希望我看一下你刚完成的文章，是吗？”
“嗯。”
“好，我们去书房吧。”
就这样，没有和他的警卫员打任何招呼，托洛茨基就把刺客带到了书房里，娜塔丽娅也毫无戒备地去厨房干活去了。
后来，当他满脸鲜血地倒在地上的时候，托洛茨基对他的妻子说自己在步入书房的一刹那，脑子里有一种奇怪的念头，他觉得这个男人可能会杀他。当然，他没有太把这种直觉当回事情，作为一名老无产阶级革命家，死亡已经和他邂逅过多次了，虽然每次都擦身而过。
托洛茨基的大书桌上摊满了书、报纸和手稿，他就这样在桌子边上坐下开始读雅克松的文章，几天前刚刚装过弹药的25厘米口径自动手枪在他手够得着的地方，墨水盒的边上，当然他自己已经完全丧失了警惕。托洛茨基的左手边上是警报装置，雅克松就站到那里，准备实施那致命的一击。
“机会千载难逢，”在后来对警察所做的口供里雅克松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的，“我高高举起冰镐，闭上眼睛，使出全身的力气向他砸去，我知道我得手了．．．．．．然而我永远无法忘记他当时那愤怒的吼叫。”
刺客的凶器砸在了他的脸上，托洛茨基踉踉跄跄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椅子断裂了，报纸和书散落了一地，录音电话机坏了，鲜血四溅，洒在书上、报纸上，还有老人所写的《斯大林评传》的最后一页手稿上。
悲剧可以避免吗？
老人离开后的某个科约阿坎的早晨，我在屋里醒来，恍恍惚惚，他的声音好像又在我耳边回响。有的时候，他真是一个不耐烦的人，好像每天都有许多重要的任务要在为数不多的几小时内予以解决。每一块石头、每一个小岔路以及院子里我们曾站在底下一起讨论问题的大树荫都留给我鲜活的记忆，然而却是充满苦涩的。老人的形象无处不在。然而，屋子里是如此空旷，像是早已化为尘土的废墟。
悲剧可以避免吗？
多少次，我曾这样问自己，每当想起他躺在地板上紧握住我的手时候的情景，我的心底都感到一阵痛。
5月24日，当他从暗杀的阴影中死里逃生的时候，曾经这样向我们调侃道：“现在是战争时期，意外事故在所难免，无论你是否愿意，这都是战争必不可少的元素啊。”
娜塔丽娅回忆起那天的场景的时候说：“8月20日早晨，我们起床的时候，列夫·达维多维奇对我说：‘又是一个幸运的日子，我们还活着。’自从逃过那次暗杀之后，他每天早晨都这么说。”
托洛茨基知道斯大林不能容忍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之后，带来空前浩劫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来临，所有的国家都将在战争中元气大伤，成千上万的人将在战场上被屠杀，斯大林要盘算应付这一切，他是不会允许一个国际范围内强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反对派运动的存在的，所以，那个领导了俄国革命的人必须离开这个世界。现在，苏维埃国家所有的国有财产都控制在斯大林集团手上，一小部分革命者们会因这样畸形的现象而陷于迷茫和悲伤，相互之间产生分歧。托洛茨基曾经预言说希特勒的德国军队在战争中将拥有战术上的优势，因为他们能选择在任何时间出其不意地给予固定目标以迅速的打击。毫无疑问，战争迟早是要来的。他曾经预测说已经拿到欧洲大陆的希特勒下一个攻击目标将是英伦三岛。
托洛茨基不是那种悲观主义者，他把自己每一份力量都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去，从来就不吝惜。然而，在那个构筑“要塞”的月份里，很多次我都有一种预感，我想老人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
他曾这么对我说道：“我是看不到下一场革命了，要等你们这一代人了。”我想老人的心里一定很落寞，要是能看到下一次阶级斗争的发展来到高潮该有多好，要是能再多参与一次革命该有多幸福，人类社会或许将在那个时代迎来最瑰丽的黎明。
“哎，我们这些人老了，有点精疲力竭了，不像你们这些年轻的孩子，未来的革命要靠你们这一代人了，恐怕我是看不到了。”
不过老人依旧在和时间赛跑，个人的生与死在他看来已经是无足轻重了。他希望第四国际能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传统继承下来。
托洛茨基清楚，在这个战争阴云密布的时代，为了原则而坚持斗争，即使陷入孤军奋战，对于培养新一代的革命战士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尽管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遗产在这个世界上就像风中之烛，但老人还是希望能把火种完好无损地传到我们手上。他知道这些东西对我们是异常珍贵的，它将打开通向新纪元的大门。然而时间太短了。
从1937年9月开始，托洛茨基的秘书们就规定所有来见他的人必须被检查是否藏匿武器，他们还准备把这作为一项铁的纪律——禁止老人单独在书房同任何人交谈。当然，老人对这种苛刻的规定很反感。对于他某些很信任的朋友，我们有时候也不能通融。他对自己的朋友被搜身有点不理解。毫无疑问，他认为这样做无济于事而且会给我们造成安全的假象。如果格别乌的特务能够进入这间屋子，什么样的搜查对这些家伙的作用都等于零。托洛茨基在墨西哥有许多朋友，暗杀来临前，警卫们尽管保持着警惕，不过雅克松并没有被他们从老人的朋友里打入另册。我们提议他不要单独和人呆在书房里，不过这也是多此一举的。他的朋友们有很多私人问题要和老人交流，如果有一个警卫员站在旁边，未免有些不自在。有时候我会执拗地拒绝托洛茨基让我离开书房的命令，不过很明显我和他都有点不适应，而从此以后他再也不允许这样无理的要求得到纵容了。他是工人政党的缔造者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信任自己的朋友们，而不会去猜疑他们。
我们这些人担任托洛茨基的警卫员，倒变得有些怀疑一切了。老人在我们这些人执行警卫任务之余，还经常言传身教我们一些从事政治运动的基本事项。他所谓的那种“怀疑”的眼神对于那些奸细们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了，那些破坏分子站在他面前根本不会感到心虚。托洛茨基讨厌第四国际的积极分子和同情者们相互怀疑，他把这视为一种无药可治的罪恶。
他时常会和我们讲马林诺夫斯基的故事，这位布尔什维克党曾经的中央委员、杜马代表以及列宁的“亲密战友”居然同时还兼任着沙皇秘密警察机构“保卫局”的暗探。他让许多布尔什维克们上了绞架或被流放到俄国边远的地区。然而，迫于形势，他又必须宣传布尔什维克党的纲领。革命的思想冲走了他内心的污垢，让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感到羞耻，在无产阶级革命面前，最狡诈的政治间谍也是那么的渺小。
时常在想，我们这些警卫员是否能避免这场悲剧的发生呢？如果我们警惕性更加高一点，雅克松根本进不了书房。然而格别乌会怎么干呢？他们还有根多毒计在那里呢。也许会投毒，或者在野餐的时候设下伏兵打冷枪，更有甚者，他们可能会让亡命之徒用他们那种特殊武器出乎我们意料地来一次自杀式袭击。
格别乌的代理人——雅克松自己一语道破天机：“如果这次失手，下次我们还会有别的办法。”
刺客是如何进入书房的
雅克松在1939年10月来到墨西哥。据他的口供所说，那些人指使他不必费尽心机去介入这个流亡家庭的生活，只要一切随缘就好。他很出色地执行了指令，有几个月他一直呆在墨西哥城里，而不到科约阿坎来。托洛茨基一家对他的妻子西尔维娅·阿奇洛芙很有好感，然而当西尔维娅来这里的时候，他根本不急于出动，而是通过她认识了自从1913年起就与托洛茨基夫妇相识的罗斯默，这位老革命家刚刚把托洛茨基的外孙接过来，住在科约阿坎的小屋里。于是，托洛茨基夫妇认识了这位雅克松先生。我们这些警卫员也渐渐习惯了这样的例行公事——让他在见老人前在院子里的等一会儿。罗伯特·谢尔顿·哈特显然对他最信任，不过他在5月24日之后就失踪了，最后惨遭格别乌的杀害。
5月28日，罗斯默夫妇在维拉·克鲁兹的安排下离开墨西哥准备返回法国。雅克松几个星期前就把他们从墨西哥城接到港口城市，他说自己和维拉·克鲁兹每两个星期会救生意上的事情有所往来，他们两个会妥善安排好罗斯默夫妇的行程的。
雅克松一大早就来到科约阿坎的小屋，门铃响过之后，他被请到屋子里，就在那，他很安静地等到罗斯默把行李都准备好为止。托洛茨基也在院子里，他和雅克松是第一次见面。握手寒暄之后，老人就去干一些给小鸡喂食的家务杂事。雅克松跑过去和老人的外孙——谢瓦聊天，他送给小家伙一架玩具滑翔机。托洛茨基夫妇在自己外孙的房间里看到玩具滑翔机觉得很新鲜，雅克松就把滑翔机工作的原理解释给他们听。
托洛茨基象往常一样询问自己的妻子是否邀请雅克松共进早餐，娜塔丽娅回答说也许客人已经吃过早饭了。托氏夫妇很礼貌地请他在饭桌旁坐下，他要了一杯咖啡，这是他第一次和老人一起吃饭。
这个心计颇深的家伙从此接近了这个流亡家庭，他苦心经营，试图建立同托洛茨基夫妇的“友谊”。我们都知道这家伙很慷慨大方，他毫不吝惜自己的车子，经常借给我们使用。当雅克松去纽约的时候，我们这些警卫就开着他的车子去办事。科约阿坎小屋里的每一个人，从托氏夫妇到其他别的一些相关人员，他都很乐意为之服务。每次老人的朋友来看望他，雅克松都会开着他的车带客人们四处观光。
第四国际因为苏联性质问题分裂成了两派，即使自己的妻子西尔维娅·阿奇洛芙是站在少数派立场上的，雅克松也毫不犹豫地支持托洛茨基的观点。他在和我们这些警卫员交谈的过程中，总是向我们提及他对法国革命马克思主义运动开展的贡献。他告诉杰克·库珀说在鲁道夫·克莱门特被杀害在巴黎之前，他们有过交往。他还提到说他与詹姆斯·P·坎农也是在巴黎认识的。以此，给我们造成一种他是国际左翼反对派同路人的假象。
5月24日的偷袭之后，一直到最后格别乌向他下达最后的暗杀指令，他出入屋子达10次，其中两次和西尔维娅一起来，并同托洛茨基一起喝茶。当老人评论发生在第四国际内部的论争的时候，他坚定地捍卫着托洛茨基的立场，批判他妻子的观点。
一次访问的时候，他给娜塔丽娅带了盒精美的巧克力，并说这是西尔维娅的一片心意。
然而，由于雅克松不是第四国际的成员，他的一些政治观点含糊不清，离那种严肃的立场相去甚远，因此从来不曾被科约阿坎小屋接纳为这个流亡家庭的亲密朋友。
5月24日的偷袭之后，雅克松去了此纽约，7月回来的时候，他说自己并没有拜访过任何一名美国社工党党员。
我们都很诧异。
当被问及缘由的时候，他毫不害臊地编织谎言说自己好几个晚上都在和西尔维娅以及她的姐妹们辩论，他试图让她们接受多数派的观点，因此根本就没有时间去社工党总部，而白天的时候，他在华尔街的一个办公室里上班，被人驱使、差遣。
我们对于他没去社工党总部感到不可思议，厌恶之情油然而生。我们和老人提及这个细节，他是这样回答我们的：
这很正常，他是一个轻浮的人，不太可能成为第四国际的一名战士，但他是那种可以争取过来的同路人。我们要有信心，如果无产阶级斗争的形势高涨起来，象他这样的人是可以改变的。
托洛茨基说雅克松在对法国的一些统计数据进行研究，这项研究或许会对我们有所帮助。
我想老人或许深信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走到革命的阵营中来，他认为雅克松可能就是这种人。不过我们这些警卫员对此不太乐观。托洛茨基建议我应该和雅克松建立起某种友谊，或许他会逐渐靠拢第四国际。
而这时候，雅克松正在谋划对托洛茨基的暗杀。
我和科内尔陪同托洛茨基与雅克松进行了一次谈话，老人征求他对防御堡垒的看法，雅克松回答说万事俱备，不过他又脱口而出：“或许下次格别乌会换种偷袭手段。”“那他们会怎么做呢？”
雅克松轻轻地耸了耸肩。
斯大林的指示
当弗兰克·雅克松被带到医院的时候，警方在他的口袋中发现一封“招供信”。在这封信中，杀手说格别乌的宣传坚定了他干掉托洛茨基的决心。毫无疑问，他已经昭告世人杀手就是格别乌的代理人。而克里姆林宫里的独裁者显然要为谋杀托洛茨基的罪行负责。
就像格别乌在莫斯科审判中的拙劣表演一样，忏悔者的署名是一位热心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他被派去执行一件秘密使命，托洛茨基让他去暗杀斯大林，并在苏联进行破坏活动。他还“破天荒”地发现托洛茨基和某个资本主义国家有接触，这些国家并没有和苏联签订条约，是苏维埃国家的敌人。于是，我们的雅克松先生幡然醒悟，他终于明白亲爱的斯大林同志才是列宁的接班人，是站在正确的立场上的。这种招数，雅戈达在卢平加监狱内也用过，无数犯人被折磨之后承认自己是受“托洛茨基匪帮”驱使去谋害“各族人民的领袖”。雅戈达担任斯大林的特务头子达十年之久，他为斯大林干尽坏事，而他的那些阴毒的招数几乎是被雅克松复制了一遍。
雅克松的这封招供信对于北美当地格别乌组织的一些支持者情况也有所涉及，他提到了朗巴多·托莱达诺，哈里·布洛克，这两个人都是《民族杂志》的通讯记者，还有《苏联杂志》的通讯记者弗兰克·耶里内克以及斯大林主义组织“联邦通讯社”。
信中诽谤托洛茨基对墨西哥革命冷嘲热讽，并且说老人支持右翼分子阿尔马桑1。这类诬蔑和格别乌在墨西哥的几个特务组织——“墨西哥未来之声”、“平民报”对老人的“谴责”如出一辙。托洛茨基被诬蔑为“暗杀组织”背后的领袖、“华尔街的代理人”，他们宣称这个“叛徒”要为一系列暗杀和破坏负责。他们的叫嚣让卡德纳斯总统先生十分尴尬，他的内阁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愿意给托洛茨基以政治避难的政府。
雅克松说自己是一名忏悔的第四国际成员。撒谎！格别乌希望以此告诉世界他们的手是干净的。然而，在警方的盘问下，刺客不得得承认他不是所谓的成员。
他说第四国际书记处派他到墨西哥的托洛茨基身边是为了把他培养成骨干，而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战士。格别乌在莫斯科大审判中所编造过的谎言，故伎重施罢了！
雅克松说托洛茨基命令他到上海，伪装成一个快速帆船修理工人，绕道满洲，然后进入俄国。这位一句俄语都不会讲的先生揭露说托洛茨基让他到那里去实施破坏行动，并伺机谋害苏联的领袖们。如同斯大林和希特勒们常说的：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雅克松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1936年，格别乌曾经指控皮达可夫从柏林飞到奥斯陆帮助托洛茨基与希特勒签订协议。这个编撰的故事比“皮达可夫事件”更荒谬。
雅克松的这封信，无疑是格别乌自己抽自己耳光的表现。二者等于向全世界宣告斯大林指使了对托洛茨基的谋杀。
让雅克松来墨西哥的，并不是第四国际书记处，而是格别乌。他到墨西哥来见托洛茨基的动机昭然若揭。他曾经对流亡家庭发出的那几个有限的警告不过是伪装罢了。谎言破产了，事实上，每次他从格别乌那里接到指令他都会谎称是第四国际书记处让他这么干的。
弗兰克·雅克松是谁？
刺客说自己受第四国际书记处派遣，到墨西哥来见托洛茨基，他手上拿的是假护照。在他最后一次从科约阿坎去墨西哥城的路上，他碰到了阿文尼达的起义军，他烧毁了假护照和其它的证件。雅克松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很显然，伪造者不想让某些证明流传。政府机关里的那些专家们完全有能力查出是谁伪造了护照，就像他们能查出是谁印制假钞一样。雅克松的真实身份就是格别乌的代理人。
雅克松手里拿着的美国护照是1937年3月签发的，上面的署名是托尼·巴拜奇，加拿大籍英国人，1905年6月13日出生在南斯拉夫的罗维纳奇。巴拜奇拿着这个假护照号称要回自己的家乡。然而，他去了西班牙，在那里他加入了共和军。1939年5月12日，西班牙政府给托尼·巴拜奇颁发了牺牲军人的证书。
他的假护照呢？
众所周知，去往西班牙参加共和军的外国人要通过格别乌的审核。苏联在西欧情报机构的前任头子——瓦尔特·克里维斯基，宣称从西班牙寄往苏联的每个包裹都被严格地检查过。巴拜奇的假护照到了他们的手里，可以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护照伪造技术来改头换面。托尼·巴拜奇成了“弗兰克·雅克松”。巴拜奇的照片换成了那个最后谋害托洛茨基凶手的照片。
格别乌指使雅克松在招供的时候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轻信的人，当“第四国际书记处”的一位成员让他去墨西哥的时候，受骗的他立即背起自己的旅行皮制包，并给自己的母亲寄去5000美元。如果让格别乌来解释一下自称为无辜的人的雅克松，是如何玩弄墨美两国护照管理制度于股掌之中，很多人一定会对此感兴趣。
当他最近一次离开墨西哥的时候，他于6月12日向美国领事馆申请了一个去加拿大的过境签证。显然，他在利用这个新签证进入美国的时候，并没有放弃自己在1939年10月拿到的去墨西哥旅游的证件。由此可见，当他第二次来墨西哥的时候，并没有去申请旅行签证，而是穿过边界，直接来到墨西哥城。当局要他证明身份的时候，他总是把自己原来的那个旅游证件拿出来要求延长有效期，只有那些具有丰富专业知识的人才能如此熟练地应付自如。
当雅克松同警卫员搏斗的时候，他多次吼道：“他们绑架了我的母亲。”当他被拖出托洛茨基的书房的时候，还在不断地叫嚷，“我是无辜的，我是无辜的。”如果雅克松不是苏联派来的间谍，也有可能当德国入侵荷兰、法国之后，盖世太保绑架了雅克松的母亲或者他全家，把他们移交给格别乌，给斯大林做个顺水人情。雅克松宣称如果他不执行斯大林关于暗杀托洛茨基的命令，他全家都会死。雅克松关于自己出生在一个波斯的比利时家庭的说法或许是可信的，然而他关于“莫纳德”家族以及其财富的故事很有可能是一派胡言。
1.1904年到1908年期间，比利时驻波斯公使，并不象雅克松所说的，是自己的父亲莫纳德·范登莱什，而是另一个叫特·斯特文斯的人。
2.没有任何记录证实雅克松有一个叫罗伯特·莫纳德的兄长如他所说，在比利时领事馆服役。
3.雅克松提供的家庭住址在布鲁塞尔最长且最繁忙的街道上，他家住的地方是一幢公共大楼。
4.雅克松在给西尔维娅的信中多次提及自己的父亲以及他的生活，然而我们的刺客先生却告诉墨西哥警方，自己的父亲在多年以前已经去世了。
雅克松有不少钱。他声称，在1939年8月底的时候，他母亲托一名自称第四国际书记处成员的人给他带了85000美元，作为酬劳，这位“书记处成员”得到了200美元的报酬。他在纽约一下子给了西尔维娅·阿奇洛芙3000美元。之后，1939年的十月，他在纽约市与一家美国快递公司签订了一份大概价值2500美元的信用证，在今年1月以及5月对托洛茨基的首次袭击前，他都兑现了大宗支票，并在今年6月提取了款项。他被警察逮捕的时候，口袋里有不少于890美元的现金。他在墨西哥一掷千金，花了3500比索买了辆汽车。他出行坐的是飞机，直到杀害托洛茨基前他都没有一份工作，无所事事。
他旅行证上写的职业是“机械工程师”，被捕之后又说自己学的是新闻学，是一名专业记者。他对老人一家说自己在为一个神秘的钻石巨头工作，那人在“一战”时期的协约国从事石油买卖，之后转向钻石行业。他说这位神秘老板每周给他50美元。
西尔维娅·阿奇洛芙向警方证实自己最初在巴黎认识雅克松的时候，后者在为“奥古斯出版社”工作，他把西尔维娅一些关于儿童心理学的文章推荐给出版社，他告诉自己后来的女友不必追求是在哪出版的，“奥古斯”发行杂志的有关部门会直接和她联系的。而他自己谎称在为出版社写一些体育评论，领取高额的薪金。所谓的“奥古斯出版社”实际上只是格别乌的一个别称，苏联特务机关的信件上就是这么署名的。
在暗杀前，雅克松把刻意把自己伪装成了一个神经质的、早衰的青年，由于某种毒素的作用，他的皮肤很黑。有时候他会抽搐。他说话很快，不过吐字不清，偶尔会犯结巴。尽管他看上去并不强壮，但它却刻意让自己看上去很健硕。他戴仿角质镜架的眼镜，穿得很整洁，很少戴帽子。你不可能和他长时间聊政治方面的问题，他会扯到其它话题上去。他宣称自己是第四国际热心的支持者，对托洛茨基尤其崇拜，他在我们这些卫士面前，多次以赞赏的口吻谈到老人：“他真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智慧的人啊”
完成暗杀托洛茨基的任务之后，雅克松看上去很虚弱且接近崩溃的边缘了。当法官质询他的时候，他步伐沉重，耷拉下的头颅要两个人把它给抬起来。法官问他问题的时候，他总是不停地看地板，说话的声音几乎听不清楚，尽管他会西班牙语和英语，但他只肯用法语来回答提问。当阿尔伯特·古特曼拆穿他关于第四国际书记处派他到托洛茨基身边的骗局之后，他撕掉了那虚伪的面具，突然间紧张起来，他坐在椅子上，不停地打手势，想靠做戏蒙骗别人。他缠着绷带，眼神穷凶极恶，就像一只落入陷阱的野兽等待着向猎人反扑。
如此洞悉这家流亡家庭的喜好、极力逢迎托洛茨基、毫不手软地完成了这项恐怖计划、坚定不移地忠于斯大林主义的路线和方针，雅克松真是格别乌这架恐怖机器上最完美的产品之一啊。
格别乌的专业杀手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格别乌是怎么干掉我们的一些同志的，这样就能对雅克松那种邪恶的动机看得更清晰。
1938年2月，列昂·西多夫患了肠道疾病，在他被送进医院之后，斯大林分子知道了他落脚的地方，几天之后，西多夫就神秘地死去了。
“你对列昂·西多夫的死有什么看法？”特鲁希略法官在首次听证会上问雅克松。
刺客犹豫了一下，支支吾吾，很不情愿地答复道：“就像你们说的一样：‘是格别乌干的。’那就算格别乌杀死列昂·西多夫好了。”
真是费尽心机太聪明了。格别乌的代理人难道是一时之间说漏了嘴道出了事件的真相？还是他又一个阴谋诡计——格别乌只是干掉了西多夫，而与托洛茨基被杀害无关？抑或是他了解事件的真相并且参加了暗杀西多夫的行动，只是觉得承认与否对他无关痛痒？最后一种假设很有可能是正确的。这也可以解释他在第一次被问及这个问题的时候内心的犹豫——是不是要做伪证？有这必要吗？“就象你们宣称的那样······”他在权衡取舍之后说出了事情的真相以便能够争取时间：“是的，格别乌干掉了列昂·西多夫。
在1935年9月第四国际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国际的书记鲁道夫·克莱门特被绑架了。当时，托洛茨基收到了一封冒充他署名的从法国南部小镇Perpignan寄出的信，与所谓的雅克松的“忏悔”有异曲同工之处的是，冒牌克莱门特痛陈自己误入歧途以及所谓托洛茨基和希特勒签有协议。
然而事情很快真相大白，几天之后，克莱门特的遗体从巴黎塞纳河里浮了上来。他的头、手和大腿被一位深谙解剖学原理的人给肢解了。
雅克松习惯于在餐桌上炫耀他的解剖学知识，他亲自用刀向我们演示如何分烤鸡。
克莱门特为什么被杀呢？老人说可能是这位可怜的人无意中知道了很多格别乌最重要的秘密。克莱门特知道谁是苏联特务机关派到第四国际来的内奸，是谁杀害了列昂·西多夫，并筹划对托洛茨基的暗杀。
雅克松说自己认识5月24日暗杀的组织者戴维·阿尔法罗·西凯罗斯。他告诉特鲁希略法官：“我们是无意之中认识的，他给了西尔维娅·阿奇洛芙自己长住的‘野庙’别墅地址。”
如果猜得没错的话，5月24日晚上哈特值班的时候，雅克松敲了科约阿坎小屋的门铃。哈特盘问他，然后他回答说：
“我是雅克松，我有很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们。”
哈特认识雅克松，并不知道自己的噩运就要来临，他打开门锁。雅克松站在那，而他的那些格别乌朋友早已扮作墨西哥警察，哈特把他们当作是好人，门开了。
然后，哈特就被杀害了。他本来可以识破格别乌的诡计的，最神秘的5月24日的袭击看来应该是真相大白了。而在整个过程中，雅克松可能就是操着法国口音西班牙语的法籍犹太人，他向西凯罗斯发出指令，驾着黑色的纽约牌照的“别克轿车”，为5月24日的偷袭筹集资金。
第一次暗杀失败了，我们可以想象得出当雅克松在纽约“格别乌”总部汇报时的情景：
“去把托洛茨基干掉，或者······”
托洛茨基死后
列夫·托洛茨基被斯大林杀害的消息在世界范围内不胫而走，各地的工人阶级都沉浸在无限的悲愤中。在资产阶级国家检查制度的认可下，电报和信件如雪花般来到了墨西哥。墨西哥不同政治立场的工人组织，都通过了决议，谴责格别乌暗杀托洛茨基。
拉扎罗·卡德纳斯总统对暗杀进行了严厉的指责，他说这些人是外国势力的代理人，出卖了“墨西哥的利益”。
只有格别乌的代理人以及他们的同伙，才会费尽心机去证明所谓的“雅克松的供词”是正确的。朗巴多·托莱达诺主编的《平民报》在头版报道了托洛茨基去世的消息：“刺杀托洛茨基的主谋的大披露——死掉的第四国际头子的真实嘴脸。”《平民报》的污蔑把这场暗杀大戏带到了高潮，当然这样的把戏对于格别乌组织来说，是家常便饭。
同样的立场，《平民报》分子大卫·索兰诺用更加低调的方式在特鲁希略法官面前进行了表述。索兰诺是墨西哥共产党的一位官僚，据说是格别乌在这个国家的代理人，5月24日的袭击之后，这个家伙被拘留了。就是这位索兰诺先生搞来了警察制服蒙蔽了守卫之后进行了偷袭，在这出戏中，他的前妻是一位负责勾引看守科约阿坎小屋警察的间谍。
“第三国际反对个人恐怖。”在特鲁希略法官面前，索兰诺先生义正严词“当然，对于托洛茨基的死，我觉得没什么好遗憾的。”
“你不觉得自己的陈词自相矛盾吗？”法官很诧异。“我知道，这是我的真实想法。”他是这么回答的。
那天是8月1日，暗杀之前的2个多礼拜。格别乌代理人道出了主子的心声。
在这场暗杀托洛茨基的密谋行动中，有一位叫弗兰克·耶利内克的人，他长期以来都是斯大林主义的同情者。他在1937年春天来到墨西哥，他试图拜访托洛茨基，但被拒绝了。后来，他出席了约翰·杜威委员会的听证会，这个委员会进行的工作主要是驳斥莫斯科审判中对托洛茨基的指控。耶利内克是和他的朋友——弗兰克·克拉克洪一起去的，他们在当时制造麻烦。他经常同墨西哥斯大林派的头面人物们会面，在5月24日事件之后，他用典型的格别乌风格写了篇证词。而当托洛茨基因索兰诺的律师帕文·弗拉斯的邀请出席科约阿坎法庭的提问的时候，更滑稽的事情发生了。弗拉斯先生自己就曾是墨西哥共产党的负责人，并在三月的一次党内清洗中留了下来，但没有参加5月24日的袭击。他在法庭上指责耶利内克在党内仰仗上层领袖的权势为所欲为的行径。在托洛茨基死后，我们的耶利内克先生又在《苏联杂志》上发表文章与雅克松遥相呼应，说托洛茨基的死是第四国际内斗的结果。耶利内克的文章信口开河：“现在争吵的各派系为了托洛茨基的遗体闹得不可开交，看看吧，这一边是詹姆斯·P·坎农，那边是阿尔伯特·古德曼。“（《苏联杂志》，8月23日）。”
耶利内克为格别乌所作的辩护同雅克松的忏悔一样愚蠢。在对冰镐事件的解释上，我们的大记者失去了他往日落笔生辉时的灵动。
陪伴托洛茨基到最后
那时，我们正准备把科约阿坎的小屋改装成一个碉堡，老人经常在院子里散步，为我们提出各种改进的建议。不过，他似乎对自己所处的环境感到很不舒服。他不停地向我唠叨：“这让我想起我第一次在基尔纪赞（Khirghizan）监狱被幽禁时候的经历，关门时候的声音简直像极了，这看上去不太像家，倒有点像中世纪的监狱。”
说老实话，这地方是有点象所谓的监狱，托洛茨基生活在二十英尺的高墙之后，仿佛就在沙皇俄国的监狱里执行若干年的徒刑一般。
有一次我仰望塔楼的时候，撞见了老人，他的脸上挂着温暖而慈祥的笑容，看上去很自信。
“即使高度发达的文明，也必须我们去添砖加瓦。”他的表情很诙谐。
“恩。”对于老人的言语并不令我感到惊讶，“为了让经济制度在合理的基础上运行，值得为之付出一生的时间。”
墨西哥的骄阳照亮了他那如苍鹰一般的外表，就在那片树影婆娑的葡萄树旁，老人浓密的白发随风而动。他没有看我，而是看着塔楼，他让我感觉到一种力量，那种力量只有从他和那些毕生为无产阶级解放而奋斗的布尔什维克们身上才能看到，即使是在未来在千年之后，也不会消散。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他常常能半开玩笑地把自己厌恶的东西变成一种有价值的玩意儿，他就是这样做我们的良师益友的。
老人喜欢墨西哥的乡村，喜欢司机把车从高速公路上开到荒野上，那里有废弃的洞穴、巨石、泥浆、如刀刺般锋利的仙人掌。这些地方总会让他想起自己指挥工农红军时候的那段岁月。老人把这些短途旅行称为“散步”，当然如此散步毕竟是危险的，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老人不得不戒掉自己的这种念头。
最后一次远足的时候，老人比平时多睡了很长时间。看来他真的有点筋疲力尽而且长期没有好好休息了。他坐在我的旁边，从库埃纳瓦卡一直睡到阿梅卡梅卡，珀珀卡特佩尔火山（Popocatapetl）和当地人称之为“睡妇”的伊克斯塔奇克塔火山（Ixtaccihuatl）那堆积着皑皑白雪的峰顶上，如羊毛似的卷云在天际涌动。我们中间有一辆车的汽油用完了，在一个古旧城堡旁的扶墙边停了下来，老人又开起了玩笑：“一座不错的墙，就是有点中世纪的味道，同我们那座监狱像极了。”
当我们到达科约阿坎的时候，老人低着头从车子里走了出来。毫无疑问，街边任何一座靠近我们房子的窗上如果架起机关枪，就能对着他一阵扫射。
“看来我们这次出游之后，需要有两个好司机才行。”老人自言自语。显然他考虑到某一场愉快的郊游可能夺走我们的司机的性命，然而这是他最后一次“散步”，我们没法采纳他的提议。
5月24日袭击之后直到他离世前，托洛茨基一直致力于去揭露格别乌及其代理人，与朗巴多·托莱达诺这些家伙作斗争。这些人丧心病狂地进行诬蔑、诽谤和个人攻击，不知疲倦地重复格别乌那无聊的口号：“把托洛茨基赶出墨西哥！”
在老人去世前的那个星期天，他告诉我自己已经写完了揭露“5月24日事件”的文章，下面该去写那价值不大的“斯大林传记”了。不过，他问我之前是不是应该写点关于军国主义的文字。我们大致讨论了一下文章的格式和内容，商量是把它发表到《第四国际》上还是《社会主义诉求》上，或者考虑到世界局势，发表的时候不做署名。
我记得老人是这样同我谈论文章的主题的：
“我们不能姑息自己运动中的‘和平主义’思想，要与之作斗争。这种思想不但是我们进入社会党之后的后遗症，而且是上次帝国主义大战的遗留产物。在1914年的时候，即使布尔什维克派也未曾想到要夺取政权。我们的政治学逻辑看上去有点官方观点反对派的味道。列宁在瑞士流亡的时候也曾说我们之后的第二和第三代人将看到社会主义革命，而我们看不到。今天的世界局势已经比那个时代成熟许多。我们应该始终坚持‘掌握政权’的思想。革命将在马上要到来的这个时代降临我们这个星球，毫不间断。革命的形势早已成熟，现在需要的是一场胜利。革命是无法避免的，但并不会自动把胜利拱手送上，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这样才能把凯旋的果实留下。如果能够打赢一场战斗，整个世界的局势都将为之改变。即使说在不久的将来，你们美国的工人阶级掌握政权也并非天方夜谭。”
我们在那个下午，就“军国主义”这个话题探讨了很多次。我和老人提到我自己写关于战争的小册子的经历，我告诉他说描述战争的起因和灾难并不困难，但却不知道如何告诉工人下一步该怎么办，毫无疑问，我们的一些观点还未摆脱“和平主义”的巢臼。我还和他谈论了自己对于希特勒的胜利的一些看法，或许这并非民主帝国主义腐烂的标志。而在这之前，我们的一些同志持着所谓“崩溃论”的观点，他们认为法西斯主义的强盛说明了这个制度本身已经烂到根了，这种腐烂无法估量，但却预示着工人阶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接近胜利，无产者只要付出很小的代价，就能打碎旧的社会结构。“你说得有点道理。”托洛茨基回答我说：“到明天之前我都有空思考这个问题。”由于听从医生的吩咐，老人整个周日都躺在床上休息，不过，他对我的这些观点很感兴趣，就立刻跑到书房开始口授。他那雄浑的声音在录音机的磁头上起伏振荡，伴随着不时冒出的“totchka”声音，这样的过程一直持续到那天晚上9点30和周一早晨。吃晚饭的时候，他很兴奋地告诉我说自己的文章开了个好头，他说他看了我让他重点阅读的那篇德怀特·麦克唐纳发表在《党派时评》上的那篇“糟糕的文字”，并在自己写的东西里进行了反驳。他又和我提到那些离开第四国际的少数派们和平主义的倾向，诺尔曼·托马斯文章中的和平主义鼓噪让他觉得又可怜又可鄙。